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天地虽明，讵悉无辜之老。日月垂照，必鉴有滞之人。具臣早忝宦途，颇彰清慎。寻以论迁剧邑，稍免瑕疵。不谓刺史梁纬，心纵贪婪，势连内戚，欲臣亡父之马，戮臣冤枉之刑。上诉皇天，许臣明雪。若不闻于陛下，何以免此幽沈，并刺史梁纬行事二十一条，不依法令，一一条奏。别状以闻，伏愿陛下聪明，哀臣冤抑（《搜神记》：孝直，景帝时举孝廉，为长安令，著清慎声，有弧驳马，日行五百里。雍州刺史梁纬与帝连婚，每索之。孝直辞以亡父所乘，纬致恨，密构孝直贼事，敕下狱。临死，告妻以纸三十张，笔十管，墨五挺，安墓中。经五十馀日，景帝大会群臣，孝直于殿前上表，帝览讫，忽然不见，乃诏收纬，坐枉杀，刑于墓而祭之，追赠孝直尚书郎。）。

侍中彭权迁，当选代。案雍州刺史郭奕，高简有雅量，在兵间少，不尽下情，处朝廷，足以肃正左右。右卫将军王济，才高茂美，后来之冠。此二人诚顾问之秀，圣意傥惜济，贵之。骁骑将军荀恺，智器明敏，其典宿卫，终不减济。祭酒庾纯，强正有学，亦堪取选。国学初建，王荀已亡。纯能其事，宜当小留，粗立其制。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不？

诏侍中缺，当复得人。谁可者？雍州刺史郭奕、右卫将军王济皆诚直忠亮，有美才，侍中之最高者也（《御览》二百十九）。

制诏：蜀，蕞尔小国，土狭民寡，而姜维虐用其众，曾无废志。往岁破败之后，犹复耕种沓中，刻剥众羌，劳役无已，民不堪命。夫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经，致人而不致于人，兵家之上略。蜀所恃赖，唯维而已，因其远离巢窟，用力为易。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，趣甘松、沓中以罗取维，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（、《文馆词林》作「武街」。）高楼，首尾踧讨，若擒维，便当东西并进，扫灭巴蜀也（《魏志·陈留王纪》，《文馆词林》六百六十二）。

臣闻夷狄之不可以久居中原也尚矣。方石虎强盛之时，自以为非天摧地陷，则子子孙孙永无后忧，盖谓江东不足虑，而中原未必有变也。一旦争夺之祸起于诸子，石韬之血未乾，而张豺之谋已启，石世、石遵、石鉴之徒，未踰一年而互相杀夺。自元海以来，夷狄之内自相残，未有甚如此时者也。褚裒乘此之衅，举兵北伐，而倒戈以迎王师，襁负以降军门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之士，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裒之此举，固已有混一华夷气象。使其席胜长驱，有进无退，则毡裘之生聚，自此无遗种矣。奈何裒之初出，非自中指，师行而朝议不许，师进而佐兵不继。出未踰时，而遽以王龛之败，召元帅以班师，使之南辕返旆，还入京口。当此之时，非惟山东、河南之失望，而河北二十万之遗黎已渡河而无所依附，悉入于苻健等辈垂涎之口。江东君臣，其□兵纵敌之祸，可胜言哉！呜呼！晋人之纵敌，盖非一矣。石氏自遵、鉴而下，一门昆季既已内自相残，而冉闵、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，未知所以息肩之日。一时英雄，各怀去就而莫适为主。数年之间，相继款附者不绝如线。苻洪以冉闵之故，遣使请降；而苻健以麻秋之祸，则又称爵以听王命；姚弋仲以石祗之夭，稽首来归；而姚襄以弋仲之死，则又单骑以至寿春；冉闵以石鉴之诛，临江告晋；而冉智以慕容俊之祸，则又奉玺以求兵助。此辈狼子野心，诡诈百出，其来致款附者，虽非皆出于诚，然而亦必内有变故，然后肯为此举。使江东君臣真以恢复中原为志，因其献款之际，或屈而臣之，成从而蹙之，则夷狄之祸必不至蔓延于天下。岂意一时之人，志懦才弱，不足以堪此事。王龛稍败，而褚裒之军俄已召归，继此之后，不复再出。中原豪杰，一切纵之而不问，其亦何心哉？且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，人不可以噎而废食，将不可以一挫而班师，是以李广前锋之失利，不足以寝卫青伐敌之兵；高霞寓偏师之少却，不足以沮裴度讨蔡之志。而况裒之时，虏势极衰，人心极顺。三胜一失，何足损威？纵使当时君臣谓裒非长虑，谓裒为不武，则天下独无人乎？不过别选贤将，从而代之。如邓禹关中之败，代以冯异，而终破赤眉，郭子仪滏水之败，代以李光弼，而终破安庆绪可也，而何至召元师而班全师？彭城之役，即已坐失机会，而乃今年以燕师之号命慕容俊，明年以信都、襄国之号命苻洪及其子健，又明年以高陵、太原之号命姚弋仲及其子襄。客主初不相通，而心志初不相依，但惟以方州遥授，以虚爵羁縻，此曹窘于变故，应既受命，而封豕长蛇之性自若也。故款附未几，而旋又背去。苻健则自枋头以入关，慕容俊则自幽州以入冀，姚襄则自颍昌以入洛。前日之稽首请降而愿受封爵者，今复起而为勍敌于关河许洛之间。中原之鹿，奔逸四散，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，而晋人方且弛然安卧，若不知觉，岂东晋之人才立江东之庙社，而遽忘中原之陵寝乎？呜呼！粤自永嘉之乱，晋迁江左，其立国于金陵者，姑寓云耳。绵历数世之后，而在朝已无中原旧臣，后生晚出，稔于闻见，遂以为晋之庙社实在江东，为晋之计者，止当限长江而谨守，不当越长江以侥幸。一有议及北征，则争相沮抑。是以石勒之死也，庾亮尝欲出田襄阳，而蔡谟难之；石虎之死也，庾翼又欲徙屯安陆，而孙绰谏之。至是裒之戒严，胜势已见，而朝议又欲沮止。虽其后殷浩之出，稍自中指，而王羲之之徒盖未尝少许也。庾亮、殷浩方行万里，出门而车轴折，姑置勿云。而褚裒之在彭城，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来归，而关中豪杰又复背石苞以应晋，此华夷将遂混合之时也。晋之诸臣乘此之衅，自当厉兵秣马，以与裒共驱，不然则选将益军以壮裒后距，而一时权要如蔡司徒者，方且坐观成败，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，而又遂韩卢、东郭所以俱毙之论而沮毁其事。肉食者鄙，例无远谋，其败人意如此，为国家者，果何赖耶？呜呼！晋自建武以讫永和，历世凡五，历年凡二十有七，平时郁郁，常恨中原无衅；一旦获遭，而蔡谟之徒乃多出懦语以掣褚裒之肘，遂使恢复之功俄成而坏。而后世󲦤绅之士，拾其遗迹而论之，尚以谟等为谋国得策。如此，则是东晋之君俱当拱手环坐，俟河之清，而中原五世之陵寝无时而可复也。昔乎建康苏峻之乱，温峤举义兵于武昌以讨之，朝士来者，皆谓峻之徒众，骁勇无敌，今日之举惟仗天讨，若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，而峤勃然变色曰：「诸君怯懦，乃是誉贼」。于是奋兵从白石垒以攻之，一举而遂平苏峻。使峤当谟之时，而出数语以斥其懦，则朝臣气稍振，而彭城之师必不至仓卒以召归。岂意冠剑盈朝，而更相唯唯，至今使人愤抑而不平。故将举江东以图恢复之功者，必先辟蔡谟之说而后可。

臣闻晋自永和以后，中原兵火之劫未艾，而毡裘异类，纷然而割据之。苻健，氐之遗种也，而据关中；姚襄，羌之遗种也，而据河南；慕容氏，鲜卑之遗种也，而据河北。大抵江淮以北，秦陇以西，尽为毡裘之聚，晋之群臣相与熟视其代兴，而莫敢谁何。惟桓温以一世之豪，锐意讨伐，频年举众而搏战中原，如捕蛟螭，攫虎豹，不肯少容其纵。初征苻健，而遂至灞上，灞上，即今永兴之灞河也。次征姚襄，而遂至金镛，金镛，即今河南之洛城也。次征慕容氏，而遂至枋头，枋头，即今河北之卫州也。温军三出而三立奇功，批亢捣虚，直搏贼垒，其克敌制胜之功，抑亦壮矣！惜夫勇虽有馀，而进锐退速。其北伐之师，虽则入中原，而类皆巽懦观望而返。返自灞上，而关西则望绝；返自金镛，而河南之望绝；返自枋头，而河北之望绝。非惟不足以救斯民涂炭之祸，而适足坚斯民从贼之心。尝原其所以侮，金镛、枋头之失，则实自灞上之役始，深可为之痛惜也。且关西之俗，鼓义慷慨，遇真人则欣慕，闻义师则响应。故高祖入关，则争具牛酒；光武持节，而喜见官仪；宋武西入长安，而感泣愿留；广平王收复京师，而欢呼夹道。然风声之所激，虽且翕然而集，而拯救之不利，则俄亦涣然而漓。故邓禹之至冯翊，三辅益尝争赴矣；而禹之逡巡北引，则旋归盆子。诸葛亮攻祁山，三郡盖尝遥应矣，而亮之迟疑不进，则还附曹真。当其闻风趋附而鳞集辐凑者，不可不疾乘其会而慰安之也。方温之至灞上也，关中之父子兄弟持牛酒以迎劳，望官军而感泣者，无异于汉。是时苻健之在长安，仅以羸卒数千，而退保小城，其势固已岌岌。使温于此，因秦民悦附之心，鼓义师锐胜之气，如子仪阅兵南州之日，以至诚而动众，如李晟进屯渭桥之时，以忠义而感人，夫然后进旗鸣鼓，航一苇以至灞河，则苻氏之遗种，当厥角稽首，以献降款于军门。不然，则三秦豪杰，必将内搏苻健，而开门以纳官军矣。岂意温不能然，当此屯军灞上，隔长安才一水，睨视长安之楼橹，四顾徘徊而不敢进。未几而回辕反旆，轻徙降人三千馀口出于蓝田之南，此何为也哉！温之所徙，其果秦中之豪杰乎？抑亦系累老弱，而归以夸兴于江东者乎？观温之在灞上，王猛被褐而谒之，责之以长安咫尺，不渡灞水，而三秦豪杰所以不至，则其所徙者，非豪民也。夫陇上多豪，山西出将，盖风土使然。而先汉之世，又徙六国强族十馀万户于关中，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众。逮至西晋之末，苻洪尝说石虎徙关中豪杰以内实京师，而洪以都督流人之号处于枋头，其后苻健卒因枋头馀众以入关。又姚弋仲亦尝说石氏徙陇上豪强以虚秦陇之心腹，而弋仲以安西之号处于清河，其后姚苌卒因西州强族以兴渭北。盖关中豪杰雄盖一世，以关中之豪而复攻关中，则何往而不济？温之所徙岂真豪也哉？王猛之在当时，极谈世事，议论英发，如猛一人，盖可敌关中豪杰十万，而温款接未几，旋复谢去，卒使留佐苻坚，为晋人心腹之患几三十年，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，而又不能招猛以归晋室，何温之忍为此举也！大抵温之北伐，初但欲以功名取时望，非果必攻必取，荡其巢穴，而为混一华夷之计。是以其后虽再取金墉，入枋头，而旋即班师，中原之地，若不能一朝居者。其视灞上之役，同为一律。观其洛阳之役，王述谓温初无事实，徒欲以虚势威朝廷，而温之议果寝。枋头之役，郗超谓乃今盛夏之际，可以径造邺城，而温牵引日月，竟不能决，则其行兵用师之意盖可见矣。其所以威亵而不张，兵退而无怍，其兆于灞上之役乎。虽然，温之豪悍，真可以笞箠羌夷，扫除丑类，而中原三入，皆不克有终，温岂固乐为此哉？尝试循其迹而逆观之，则所以疑温之心，而启温之纵者，当时君相不为无失也。且温之跳梁暴横，固一世之老奸，而果敢激烈，亦一时之豪杰，笼络驾驭，如汉祖之所以待韩、彭者，则其智力当为国用，不然，则屏之斥之，勿使之容易弄兵可也。而晋朝诸公则不然。会稽道子之徒，顾以温有征蜀之功，疑而不用，温之众才达武昌，而遽以驺虞幡住之，攘戎之手，羁制于荆襄之间，而乃以殷浩之晚才，进当征讨之任。逮夫桑洛之败，温始拜表辄出，而朝廷止之不能，温于是有轻朝廷，而无必取中原之志。其师之迭出，姑欲辉戈耀甲，间立奇功，以服时望而要九锡耳。夫以温之才力，朝廷不能用之，而乃使温用朝廷，举十万之师，出入往来，一任其所为，而成败进退，未尝一问，卒使英雄果敢之气，变而为跳梁跋扈之祸。当时无政，一至如此！其所以不能尽复中原者，岂独用兵之罪哉？实当时君臣有以启之耳。而或者乃以为吴兵轻果，利于速战，旷日相持，则其锐气自挫，故桓温用之以征中原，虽暂能于前，而旋复失利于后，其厚诬江东也甚矣。兹故极论其所以成败之迹，而为江东一洗之。

祖约残贼晋朝，逼杀太后，不忠于主，而陛下宠之。臣恐奸乱之萌，此其始矣（《晋书·载纪·姚弋仲传》，晋豫州刺史祖约奔于勒，勒礼待之，弋仲上疏云云，勒诛约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五十三。）。

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：上祖舒，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、镇军仪同三司，夫人右将军刘（阙）女，诞晏之、允之，允之建威将军、钱塘令、会稽都尉、义兴太守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、卫将军，夫人散骑常侍苟文女，诞希之、仲之。及尊叔廙，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、侍中骠骑将军武陵康侯，夫人雍州刺史济阴郗说女，诞颐之、胡之、耆之、美之。内兄胡之，侍中、丹阳尹、西中郎将、司州刺史，妻常侍谯国夏侯女，诞茂之、承之。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鉴女，诞玄之、凝之、肃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。肃之授中书郎骠骑咨议太子左率，不就；徽之黄门郎；献之字子敬，少有清誉，善隶书，咄咄逼人。仰与公宿旧通家，光阴相接，承公贤女淑质直亮，确懿纯美，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，故具书祖宗职讳，可否之言，进退唯命，羲之再拜。

被敕令臣遣使与杨元和、杨头相闻，并致信饷。即遣中军行参军吕智宗赍书并信等，亦自遣使随智宗。及头语智宗，顷破家为国，母妻子弟并坠没虏中，不顾孝道，陈力边捍，竭忠尽诚，未为朝廷所识。若以元和承统，宜授王爵；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，则应别有所委。顷来公私纷纭，华戎交构，皆此之由。臣伏寻头元嘉以来，实有忠诚于国，弃亲遗爱，诚在可嘉。氐、羌负远，又与虏咫尺，急之则反，缓之则怨。观头使人言语，不敢便望仇池公，所希政在西秦州假节而已。如臣愚见，蕃捍汉川，使无虏患，头实有力，四千户荒州，殆不足吝。元和小弱，若未可专委，复数年之后，必堪嗣业，用之不难。若才用不称，则应归头。若茄芦不守，汉川亦无立理（《宋书·氐胡传》，孝建二年，以杨元和为征虏将军，杨头为辅国将军。元和年小才弱，不能绥御所部。头母妻子弟，并为虏执。头至诚奉顺，无所怀顾。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表。上不许。案《孝武纪》，孝建二年十月，以王玄谟为雍州刺史，《氐胡传》作王谟，有脱，今校正。）。

昔强氐暴虐，恃僭历纪，既噬五都，志吞六合。阶没西河，倾覆南汉，凌籍纪郢，跨越淮泗。于时策画惟疑，地险已谢，咸惧君臣同泯，有生无馀，亡祖奉国威灵，董符戎重，尽心所事，克黜祸乱，功参盘鼎，胙土南服，逮至臣身。值遭泰路，日月改晖，荣落代运，输税唐化，生幸无已，不悟天道下济，鸿均曲成。乃眷遐绩，式是兴征。分虎钮龟，复显茅土，鸣玉拖绂，班景元勋，泽洽往德，恩覃来胤。永维先踪，远感崩结。岂臣尪弱，所当忝承。臣闻至公无私，甄善则一。皇恩远被，殊代可侔。是以信陵之贤，简在高祖之心，望诸之道，复获隆汉之封。观史叹古，钦兹盛美。岂谓荣渥，近沾微躬，倾宗殒元，心识其会。酬恩答厚，罔知所由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一。）。

知以边氓扰动，多有叛逆，欲杜绝奸宄，两息民患；又欲迭送奔亡，禁其来往。申告嘉贶，实获厥心。但彼和好以来，矢言每缺，侵轶之弊，屡违义举，任情背畔，专肆暴略，岂唯窃犯王黎，乃害及行使。顷诛讨蛮髦，事止畿服，或有狐奔鼠窜，逃首北境，而辄便苞纳，待之若旧，资其粮仗，纵为寇贼。往岁擅兴戎旅，祸加孩耄，罔顾善邻之约，不惟疆域之限。来示所云，彼并行之，虽丰辞盈观，即事违实，兴嫌长乱，实彼之由，反以为言，将违躬厚之义。

疆埸之民，有自来矣，且相期有素，本不介怀。若于本欲消奸弭暴，永存匪石，宜先谨封守，斥遣诸亡，惊蹄逸镞，不妄入境，则边城之下，外户不闭。王制严明，岂当独负来信。若亡命奔越，侵盗彼民，斯固刑之所取，无劳远及。自荷阃外，思阐皇猷，每申敕守宰，务敦义让。往诚未布，能不愧怍，当重约示，以副至怀（《宋书·索虏传》，元嘉二十五年，虏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北并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，右将军雍州刺史南平王铄答《移》。）。

臣昔蒙刘氏生成之恩，感义亡身，志陈报答，遂与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义，奉戴子勋，纂承彼历。大运未集，遂至分崩，而刘彧滔天，杀主篡立，苍生殄悴，危于缀旒。伏惟陛下，龙姿凤仪，光格四表。凡在黔黎，延属象魏，所愿天地垂仁，亟图南服。宜遣文檄，喻以吉凶，使江东之地，离心草靡，荆雍九州，北面请吏。乞高臣官名，更遣雄将，秣马五千，助臣经讨，并赐威仪，震动江外，长江已北，必可定矣。臣虽不武，乞备前驱，进据之宜，更在处分，敢冒愚款，推诚上闻，机运可乘，实在兹日（《魏书·常珍奇传》。）。

得雍州刺史张环启事，蛮虏相扇，容或侵轶。蜂虿有毒，宜时剿荡。可遣征虏将军丹阳尹景先，总率步骑，直指义阳。可假节，司州诸军，皆受节度（《南齐书·萧景先传》）。

昔世祖升遐，南安在位，出拜东庙，为贼臣宗爱所弑。时高宗避难，龙潜苑中，宗爱异图，神位未定。臣亡父先臣贺与长孙渴侯、陆丽等表迎高宗，纂徽宝命。丽以扶负圣躬，亲所见识，蒙授抚军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平原王。兴安二年，追论定策之勋，进先臣爵西平王。皇兴季年，显祖将传大位于京兆王。先臣时都督诸将，屯于武川，被徵诣京，特见顾问。先臣固执不可，显祖久乃许之，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于高祖。至太和十六年，丽息睿状秘书，称其亡父与先臣援立高宗，朝廷追录，封睿钜鹿郡开国公。臣时丁艰草土，不容及例。至二十年，除臣雍州刺史，临发奉辞，面奏先帝，申先臣旧勋。时敕旨但赴所临，寻当别判。至二十一年，车驾幸雍，臣复陈闻，时蒙敕旨，征还当授。自宫车晏驾，遂尔不白。窃惟先臣，远则援立高宗，宝历不坠；近则陈力显祖，神器有归。如斯之勋，超世之事。丽以父功而获河山之赏，臣有家勋，不沾茅社之赐。得否相悬，请垂裁处（《魏书·源贺附传》）。

南贼游魂江、扬，职为乱逆，肆厥淫昏，月滋日甚，贵臣重将，靡有孑遗，崇信奸回，昵比阉竖，内外离心，骨肉猜叛。萧宝融僭号于荆郢，其雍州刺史萧衍勒兵而东袭，上流之众，已逼其郊。广陵、京口，各持兵而怀两望，钟离、淮阴，并鼎峙而观得失。秣陵孤危，制不出门。君子小人，并罹灾祸。延首北望，朝不及夕。斯实天启之期，吞并之会。乘厥萧墙之衅，藉其分崩之隙，东据历阳，兼指瓜步，缘江镇戍，达于荆郢。然后奋雷霆之威，布山河之信，则江西之地，不刃自来，吴会之乡，指期可举。昔士治有言，皓若暴死，更立贤主，文武之官，各得其任，则劲敌也。若萧衍克就，上下同心，非直后图之难，实亦扬境危逼。何则？寿春之去建邺，七百而已，山川水陆，彼所谙利。脱江湘无波，君臣效职，藉水凭舟，倏忽而至，寿春容不自保，江南将若之何？今宝卷邑居有土崩之形，边城无继援之兆，清荡江区，实在今日。臣受恩既重，不敢不言（《魏书·源贺附传》。景明二年，源怀除车骑大将军，谨奏。）。

雍州刺史王奂启录小府长史刘兴祖，虚称「兴祖扇动山蛮，规生逆谋，诳言诽谤，言辞不逊」。敕使送兴祖下都，奂虑所启欺妄，于狱打杀兴祖，诈启称自经死。止今体伤楗苍黢，事暴闻听。

摄兴祖门生刘倪到台辨问，列「兴祖与奂共事，不能相和。自去年朱公恩领军征蛮失利，兴祖启闻，以启呈奂，奂因此便相嫌恨。若云兴祖有罪，便应事在民间；民间恬然，都无事迹。至十年九月十八日，奂使仗身三十人来，称敕录兴祖付狱。安定郡蛮先在郡赃私，兴祖既知其取与，即牒启，奂不问。兴祖后执录，奂仍令蛮领仗身于狱守视。兴祖未死之前，于狱以物画漆柈子中出密报家，道无罪，令启乞出都一辨，万死无恨」。又云：「奂驻兴祖严禁信使，欲作方便，杀以除口舌」。又云：「奂意乃可。奂第三息彪随奂在州。凡事是非皆干豫，扇构密除兴祖」。又云：「兴祖家饷糜，中下药，食两口便觉，回乞狱子，食者皆大利。兴祖大叫道：『糜中有药』。近狱之家，无人不闻」。又云：「奂治著兴祖日急，判无济理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奂使狱吏来报兴祖家，道兴祖于狱自经死。尸出，家人共洗浴之，见兴祖颈下有伤，肩胛乌《黑敢》，阴下破碎，实非兴祖自经死。家人及门义共见，非是一人」。重摄检雍州都留田文喜，列与倪符同状。

兴祖在狱，嗛苦望下，既蒙降旨，欣愿始遂，岂容于此，方复自经？敕以十九日至，兴祖以二十一日死，推理检迹，灼然矫假。寻敕使送下，奂辄拒诏，所谤诸条，悉出奂意。毁故丞相若陈显达，诽讪朝事，莫此之深。彪私随父之镇，敢乱王法，罪并合穷戮（《南齐书·王奂传》，奂为雍州刺史，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，上大怒，使御史中丞孔稚圭奏其事。）。

萧宝卷骨肉相残，忠良先戮，臣下嚣然，莫不离背，君臣携贰，干戈日寻。流闻宝卷雍州刺史萧衍兄懿于建业阻兵，与宝卷相持，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，必有图衍之志。臣若遣书相闻，迎其本谋，冀获同心，并力除衍。平衍之后，彼必旋师赴救丹阳，当不能复经营疆陲，全固襄沔。臣之军威，已得临据，则沔南之地，可一举而收。缘汉曜兵，示以威德，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，受疑告危者则援而接之。总兵伫锐，观衅伺隙，若其零落之形已彰，怠懈之势已著，便可顺流摧锋，长驱席卷（《魏书·任城王附传》）。

臣每览史传，见忧国忘家，捐生报德者，未尝不抚卷叹息，以为古今共情也。然或以片言微感，一食小惠，参国士之眄，同布素之游耳。岂有如臣独拔无闻之伍，过超非分之位，名器双假，荣禄两升，而宴安昃罢之晨，优游旰食之日。所以敢布丹愚，仰闻宸听。

今议者或以西夏为念，臣窃谓之不尔。其故何哉？陛下圣明，群臣悉力，顺以制逆，上而御下，指开赏黜之言，微示生死之路，方域之人，皆相为敌。既兵威远临，人不自保。虽穷鸟必啄，固等命于梁（《艺文类聚》作「良」。）鹑，困兽斯惊，终并悬于厨鹿。凯师劳饮，固不待晨。臣之寸心，独有微愿。

自猃狁荐食，荒侮伊瀍，天道祸淫，危亡日至，母后内难，兵力外虚，谣言物情，属当今会。若藉巫、汉之归师，骋士卒之馀愤，取函谷（《艺文类聚》作《河》。）如反掌，陵关塞若摧枯。但士非素蓄，无以即用，不教民战，是实弃之。特希私集部曲，豫加习校。若蒙垂许，乞隶监省，拘食人身，权备石头防卫之数。臣少重名节，早习军旅，若试而无绩，伏受面欺之诛；用且有功，仰酬知人之哲（《南齐书·王融传》。朝廷讨雍州刺史王奂，融复上疏。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九。）。